众所周知，一个学者和机构的科技影响力与贡献力除了需要一些数据指标作为客观成果显示外，还需要依赖具有公信力的同行科学评价，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成果，俗话说，数据是死的，人是活的。曾经写过一些关于“科学评价”的博文，因为，这是一个事关科学健康发展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话题。最近与一位教授谈到应当如何客观宣传自己成果话题就涉及科学评价，因为，我国学术界在宣传学者及机构的学术贡献及影响力方面似乎存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认识，例如究竟如何平衡科学评价中的同行评议与科学计量指标关系？据我所知，在学者评价机制方面我们与欧美学术界那些风清气正的学术机构之间尚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位在欧美多所大学经历10多年学术历练的教授告诉我，他说，“其实很简单呀，自己成果水平如何同行说了算，而不应该是自己说了算。”他说的其实属于欧美学术界通行做法：同行评价。例如我一个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学生在申请终身教职时，学校就是将他的代表性成果匿名寄给5位国际同行评议。学生告诉我，经过国际同行评议与学校专家评审，他顺利通过了永久教职申请，并晋升为副教授。正如美国斯坦福大学前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理事会前主席、国家基金委绩效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主席理查德·杰尔谈到斯坦福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任中特别提到：“注重他必须是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员，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而评判不会基于候选人为系里带来了多少基金资助。”然而，话虽这么说，具体如何操作在我国学术界并非易事。因为，他话中的关键词：“一个优秀的科研人员”和“具有国际影响”就需要国际同行说了算，而不是自己，甚至也不是自己所在机构。
在我国学术界科学评价当下似乎处于两难境地，即如何平衡同行评议与科学计量指标之间关系。有的机构“与时俱进”试图采用一些科学计量数据指标替代同行评价，用一些计量数据宣传个人和机构的“学术影响力”，并据此申报科技奖励及荣誉称号。例如发表论文刊物的IF值，论文引用频次，并由此大事渲染机构的高引作者等。这类科学计量数据用于学者影响力与贡献评价其实违背了科学计量研究开发者的初衷。以SCI为例，在我的印象里，SCI计量数据主要用于学科评价、研究热点及期刊影响力评价等，属于为学术界学者的科学研究服务性质，其目的并非直接用于学者本身学术水平及科学研究能力与贡献评价。科学网资深博主，著名医学文献情报专家许培扬先生曾经说：“加菲尔德博士来中国对SCI的真正意义和作用做了很多次解释，可是，国内的很多领导听不懂他的意思”。最近有人告诉我，为了迎合某些学者及机构的功利行为，便于利用科学计量数据于学者贡献评价，进而为学者职称晋升、获取科技项目及科技奖励等功利行为服务，甚至产生了人为操作计量数据的有偿服务。这是学术界极其危险的行为，必须坚决予以制止。
同行评议这个具有普世价值的科学评价机制在我国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是常常受到圈子利益驱使，人情关系严重阻挠同行评价，导致评价结果缺乏公信力。似乎没有那个国家学术界如此重视科学计量数据在学者学术影响力评价中的应用。其实利用科学计量数据评价一个学者学术影响力尽管简单，但是却并不科学，也不可靠。例如论文高引数据就强烈依赖研究领域，研究作者群体的学术活跃程度，地球科学领域论文引文有时还依赖研究地区，例如青藏地区的论文。30多年前我利用SCI数据主要是用于分析我们研究领域的热点，例如同行热点论文情况，而不关心自己论文的引用数据。
对于科学计量数据评价学者影响力，并据此作为职称晋升依据有其历史原因。当年我们曾经经历过职称晋升论资排辈阶段，由于缺乏一定的（适度）成果量化措施，导致简单地以资历或“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的无序阶段，导致职称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们学校开始于1995年在教师职称晋升中开始实行适度成果量化举措。以晋升教授为例，除了教学成果，科研成果涉及主持科研项目，学术论文，科技奖励，专著四项，每一项都有具体数量要求。显然，适度成果量化机制有效遏制了“无序职称晋升”现象。随着科学评价机制成熟，在博士生导师遴选时也采用了同行评议，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学校学术评价的变革，即从论资排辈→适度量化，现在应该让科学评价回归理性的常态化，即同行评议。显然，本文无疑全盘否定科学计量数据在学者科学影响力中的意义，毕竟一个学者通过公正的亮眼的科学计量数据引起同行的关注是一件好事情。